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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稿时间:2020-05-26 21:56:45

                                                李家超表示,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香港民众表示支持,但也有一些企图分裂国家的不法分子继续制造社会暴力事件,对于这些违法行为,警方将用更严厉的手段进行打击。

                                                因此,他不主张将来再有收容教养所,建议采用社会矫正制度,“现在不是有司法所吗?司法所对于监外执行、免于刑事处罚以及保外就医的,都实行社会上的改造,监管社会矫正。对于未满14岁的孩子他犯了罪的,尽管不追究刑事责任,但送到司法所,家长、学校签责任书,把责任落到学校、司法所和家长的身上。这种挽救教育方式远远大于收容教育所那种封闭起来的方法,对孩子的成长、融入社会都非常有好处”。

                                                李家超指出,世界上任何国家,国家安全立法都属于国家立法权力。所以从国家层面去为香港建立一个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和执法机制,是具有必要性和重要性的。从去年6月之后,香港暴力事件不断升级,外部势力明目张胆地干涉香港的事务,还有政治人物公然表示要瘫痪特区政府,这些都是严重影响国家安全的事件所以,在国家层面上对此有相关的法律和执法依据,有利于保障香港长远的繁荣与稳定,也有利于保障香港居民的合法权利和自由。

                                                冯帆表示,刑法确实需要遵循谦抑性原则,青少年也确实需要保护,“但我觉得这要有一个度。这个度应该随着社会的发展,青少年的认知能力的发展,去重新做一个考量。什么样的年龄段对自己行为能力的认知程度,应该和行为后果之间有一个相应的匹配。所以我认为不能因为案件数量少,就对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采取不追究刑事责任这样的特别的宽容和保护。其实保护未成年人的方式有很多,可以考虑在量刑方面酌情减轻刑罚”。

                                                观点交锋3 

                                                冯帆则表示,民法总则之所以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年龄降低为8周岁,“是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孩子接受事物的能力越来越强,认知力在不断提高,甚至身体发育状态都比过去强壮。所以从心理年龄和生理年龄来说,如果14岁以下都不承担任何责任,可能跟现在孩子的成长状况是不相匹配的”。

                                                方燕也表示,去年两会期间她还主张降低刑责年龄,但是经过一年多的调研,观点已经改变,认为单纯降低刑责年龄并不能解决问题,“我原有的想法动摇了,为什么?一个就是低龄化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在整个未成年人案件中所占的比例,客观讲还不占大多数,不具有普遍性”。

                                                第一,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事关重大。外贸外资是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也是改革开放的重大成果。40多年来,我国的外贸外资快速发展,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外贸外资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力。二是对财政税收的贡献。外贸外资对我们国家税收的贡献超过25%。三是对我们国家就业的贡献。外贸外资直接间接就业超过2亿人,其中8000多万为农民工。四是为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外贸外资“走出去”“引进来”,为我国融入全球化作出了重要贡献。所以说,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事关我国改革开放,事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尚伦生则认为,不论是追究刑事责任,还是送入收容教养机构,都会引发一个问题,“污染的传播,毛病会互相传播互相污染,就是说这娃娃进去的时候是一个毛病,出来的时候可能成了10个毛病了,一项全能可能成了10项全能”。

                                                冯帆则提出,“我赞同降低刑责年龄,刑法确实不是万能的,但是如果刑法没有威慑力是万万不行的”。